在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变革孕育了现代反犹太主义的种子。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引发了普遍的不安和恐惧。在这种不安的氛围中，犹太人被选为替罪羊，成为社会动荡的象征。
“百分之九十的创始人和证券交易所成员都是犹太人。”这种无中生有的构陷，来自在柏林担任“记者”的反犹主义吹鼓手奥托·格拉高，一如今天的“支黑”。
股市崩盘与经济泡沫破裂
1873年，德意志帝国经历了第一次股市危机，史称“建国崩盘”。这次危机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打击，更引发了深刻的身份危机。帝国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刚刚统一，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迅速扩张。然而，正是这种快速的经济自由化和投机风潮催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当泡沫破裂，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参与投机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们，损失惨重。
这次股市崩盘对这个年轻的帝国来说意味着一个转折点：它不仅陷入了持久的经济危机，而且陷入了身份危机。
奥托·格拉高与反犹太情绪的传播
奥托·格拉高（Otto Glagau），一个在柏林《国家报》工作过的记者，成为这股反犹太情绪的早期推手。他在1873年的经济崩盘中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积蓄，还将经济危机的责任归咎于犹太人。在他的书《证券交易所和建厂骗局》中，格拉高明确将犹太人与经济混乱联系在一起，声称他们控制了新闻界、银行系统，甚至是帝国的“真正的统治者”。
“百分之九十的创始人和证券交易所成员都是犹太人。”这种未经证实、伪装成声明的说法出自柏林记者奥托·格拉高（Otto Glagau）之笔。
他于1876年1月在其关于 “证券交易所和基金诈骗 ”一书的前言中写下了这句话。他所暗示的联系显而易见：格拉高将所谓的“骗局”归咎于居住在德意志帝国的犹太人。创始人、股票经纪人、犹太人——这三者的结合开创了仇视犹太人的新时代。
格拉高的言论抓住了许多人的心，因为他为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看似简单的解答：犹太人的存在是所有问题的根源。这种简单化的叙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迅速传播，赢得了包括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一些工人阶级的共鸣。他们在面对经济危机和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革时，找到了一个可以责怪的对象。
社会不平等与反犹的扩散
19世纪末，德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转型，工业化带来的不平等日益显著。反犹太主义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社会和政治领域，犹太人被描绘成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的根源。格拉高和其他反犹太主义煽动者巧妙地将犹太人与工人、小资产阶级对立起来，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裂。
反犹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
现代反犹太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偏见，它逐渐发展成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威廉·马尔 (Wilhelm Marr) 于1879年创造了“反犹主义”（Antisemitismus）这个术语，将其从传统的宗教偏见扩展到经济和种族主义领域。反犹主义不再仅仅是个人或宗教上的敌意，它被赋予了政治和社会解释的功能，成为许多人解释复杂社会问题的方式。
“闪米特人”（Semiten）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神学历史文献中。来自东北非和近东的闪米特语系成员被称为闪米特人——它最初并不专门指犹太人。然而，这个词作为犹太人的半科学同义词而盛行。
尽管这种“现代反犹太主义”是在“建国崩盘”之后形成的，但其根源却可以追溯到更远的事后。贪婪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在19世纪就已经形成，尤其是在德国通俗文学中，例如威廉·布施 (Wilhelm Busch) 的作品。
教育与中产阶级的反犹倾向
即使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反犹主义也通过学术和文化论战传播。历史学家海因里希·特雷奇克等人的言论将反犹主义带入了知识界，尽管也有如西奥多·蒙森这样的人反对这种趋势，但反犹的刻板印象已在社会中根深蒂固。
最有影响力的反犹太主义作家之一是古斯塔夫·弗雷塔格 (Gustav Freytag)，他于 1855 年出版了小说《借记与贷记》（《Soll und Haben》），成为19世纪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这本书主要讲述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的故事。弗雷塔格将他们描绘成主要对利润最大化感兴趣，根本不关心社区利益的一个群体。他们通过投机和贷款积累了资本。与此相反，弗雷塔格描绘的是德国资产阶级。他们通过真实的产品和诚实的劳动谋生。
与此同时，由柏林历史学家海因里希·特雷奇克（Heinrich Treitschke）和西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展开的“柏林反犹太主义之争”正在上演。特雷奇克质疑犹太人的民族可靠性，并将他们污蔑为民族团结的反对者。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辩论将反犹太的刻板印象带入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尽管蒙森将反犹太主义称为 “民族情绪的怪胎”。
格拉高已经创办了自己的杂志来发表他的立场。从1880年起，《文化斗士》每年出版两期，记者在其中更加激进和明确地扩大了对犹太人的仇恨。格拉高认为，德国人民正处于一场“自然文化战争”之中，这场战争表面上表现为反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无神论、唯物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但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却隐藏着同一个敌人：犹太教。
格拉高的信息也是针对国家的：它应该将自己呈现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这场“文化战争”。
政治运动与社会影响
反犹情绪在政治上也找到了发泄口。阿道夫·斯托克 (Adolf Stoecker) 成立了基督教社会工党。该党在其选举纲领中要求剥夺犹太人的权利，因为他们正在毁灭“德国人民”。1893年，新成立的反犹政党赢得了帝国议会的16个席位。
斯托克也是“反犹太请愿书”的主要发起者之一，该请愿书针对“犹太人的法律和社会平等”，在 1880/81 年有超过25万公民签署。反犹政党在帝国议会中赢得了席位，反犹请愿书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了大量签名。这种社会运动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也反映了许多德国人对现代社会变化的恐惧和不满。
欧美与中国的经济动荡和社会变化
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经济动荡与社会变迁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着世界格局。美国社会正经历着一轮新的动荡期，这种动荡主要源于三大转型：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转型、从国家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转型，以及从自由经济向霸权经济的转型。
这些转型导致美国出现了独特的就业分化现象：一方面是以上层白人为主的本土精英、以亚裔为主的高科技劳工、以拉美裔为主的基础劳工；另一方面是两大失意群体 – 下层白人和非洲裔。这种分化加剧了社会矛盾，使得一些人成为反全球化的左派，另一些则转向反移民的右派。
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乐观程度从2014年的73%降至2023年的47%。这种信心的下滑反映在多个层面：青年失业率攀升、房地产市场动荡、公共债务高企。在非洲，中国的存在感日益增强，2023年中非贸易额达2821亿美元。然而，这种经济合作也引发了复杂的反响。一些观察者指出，中国在非洲的建设项目对当地就业贡献有限，引发了一定程度的不满。
族群关系问题在这种经济动荡中显得尤为突出。美国的族群矛盾已经与政治深度绑定，从奥巴马时期的种族议题”激活”到特朗普时期的”种族化”政治。这种族群政治化不仅加深了社会分裂，还造成了政治系统的僵化。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不平等正在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在美国，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越高，跨越社会阶层所需要的知识就越复杂，所需要的财富就越多。这种现象在中国同样存在，表现为城乡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平衡。
面对这些挑战，单纯依靠强制政策手段难以实现社会融合。无论是美国的”大熔炉”还是”文明织锦”的多元化愿景，都反映出在族群关系上的矛盾与挣扎。
反移民的当选美国总统川普
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时期，社会往往会寻找替罪羊。19世纪末的德国将经济危机归咎于犹太人，而今天的美国也经常将经济和社会问题归咎于移民。
- 历史上的反犹主义源于犹太人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引发的竞争焦虑
- 今天的反移民情绪同样与经济竞争相关，特别是在低薪工作领域与原住民的竞争
两种情况都涉及”不可同化”的论述：
- 历史上犹太人被指责无法融入基督教主导的社会
- 今天的移民同样面临文化同化的质疑，尤其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
身份政治
- 反移民情绪已经成为民粹主义动员的重要工具
- 这种动员方式与历史上反犹主义运动的政治动员有相似之处
川普团队的 Project 2025 计划展现了一个绕过宪法和法律约束的系统性方案。该计划试图通过多种途径突破现有制度限制，实现大规模驱逐移民的目标。
首先，他们计划援引1798年的《外敌法案》，这是一项战时法律，曾在二战期间被用于拘禁日裔美国人。通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川普可以调用军队参与移民执法，绕过《治安法》对军队从事执法活动的限制。
在执行层面，该计划提出建立可容纳5-7万人的大规模拘留设施，作为驱逐行动的”中转站”。为了加快驱逐速度，他们计划取消现有的Title 8程序要求，允许国土安全部在所谓的”失去行动控制”情况下直接驱逐移民，剥夺移民获得公平听证的权利。
在德克萨斯州，州政府已经提供了超过1000英亩的土地用于建设拘留中心。德州目前投入了110亿美元实施”孤星行动”，部署了数千名州警和国民警卫队在边境巡逻。这些州级执法力量可能会被用来协助联邦政府实施大规模驱逐。
这一计划的实施成本将高达3150亿美元，其中仅拘留设施的建设和人员配备就需要1670亿美元。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该计划不仅威胁要剥夺85万临时保护身份持有者的合法身份，还将影响数百万在美国有家庭、企业和美籍子女的移民。
尽管川普团队声称这些措施主要针对”罪犯”，但实际上计划的影响范围远超这一群体，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家庭分离，并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仅2022年，无证移民家庭就向联邦政府缴纳了468亿美元的税收，向州和地方政府缴纳了293亿美元的税收。
结论
现代反犹太主义的诞生是德意志帝国在经济动荡、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中寻找替罪羊的结果。通过将犹太人描绘成所有问题的源头，社会找到了一个简单但危险的解释。格拉高等人的言论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还为未来更极端的反犹行动埋下了种子。这种思潮在后来的历史上以更具破坏性的方式显现出来，留给我们的是对人类社会偏见与恐惧的深刻反思。
通过对19世纪德国反犹太主义和当代美国反移民运动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正在以惊人的相似性重演。两个时期都出现了相似的模式：经济危机引发社会焦虑，政治人物利用这种焦虑将特定群体妖魔化，通过煽动民粹情绪获取政治利益，最终导致社会撕裂。尤其值得警惕的是，Project 2025 计划中提出的大规模拘留和驱逐方案，与历史上极权主义兴起的早期阶段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不仅体现在具体政策上，更体现在其背后的政治逻辑：通过制造社会对立、绕过民主制度约束来实现政治目标。
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危机往往会加剧族群矛盾，甚至催生极端主义。当一个社会开始系统性地剥夺特定群体的基本权利时，这往往是更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前奏。因此，在面对当前的移民危机时，我们不仅要关注具体的政策辩论，更要警惕那些可能威胁民主制度根基的极端主义。
参考资料：
德国明镜周刊文章：https://www.spiegel.de/geschichte/antisemitismus-nach-dem-boersencrash-1873-a-e6fea48b-106a-4607-8fe5-24fc575ce48e 页面全文镜像：https://archive.ph/7RUlb